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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姆石窟--终于找到了藏区腹地佛教造像样式来源的关键证据


    羌姆石窟鲜为人知,因为它位于西藏南部距离珠峰只有百公里左右的偏远荒凉之地。但本文作者谢继胜和摄影师赵春江,却通过他们的文字和图片告诉我们:千年之前,这里并不荒凉,它曾经是“于阗样式”向西藏腹地寺院传播的重要一环。
    
    这位牧羊女正赶着一群岗巴羊从羌姆石窟前走过。1968年以前,给曲上游的雪山堰塞湖和冰湖的湖岸没有坍塌的时候,羌姆村的全部人家都住在羌姆石窟里,牛羊等牲畜也关在专为牲畜开凿的大型石窟里。定结县和岗巴县一带出产的“岗巴羊”,是西藏最为驰名的羊,这群羊中,既有岗巴绵羊,也有岗巴山羊。摄影/谢继胜
    
    羌姆石窟的发现,在考古界、藏传佛教界等学术界的价值非常大,但大多数洞窟保存不够完好是不能回避的现实。在众多洞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壁画,尤其是金刚界曼陀罗石窟里,处于五方佛及众菩萨的背龛之间的大量供养人壁画。壁画里的供养人成组出现,多为主仆,且均着“吐蕃装”,佩带弓箭或者长刀。这种戎装打扮的供养人形象,在西藏早期的佛教壁画中十分少见,但在夏鲁寺初建时期的壁画中可以看到。这是判断羌姆石窟开凿于11世纪的重要证据。
    卫藏腹地佛教人物造型的独特风格,不可能空降而来
    

    9世纪末,藏传佛教在朗达玛赞普执政时期(公元841—846年),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灭佛事件:佛教僧侣皆被从寺院驱逐出去,并强迫还俗,甚至被逼迫去狩猎或当屠夫,不从命者全遭杀戮。所有寺院和佛殿都遭封闭,大昭寺、小昭寺和桑耶寺等著名寺院最先陷入劫难,大昭寺甚至成为屠宰场,佛像和佛教经典也都遭到大规模的毁坏。朗达玛的灭佛事件,在藏传佛教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后来史家以朗达玛赞普灭佛事件为界,将藏传佛教通史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断代史,即“前弘期”和“后弘期”。由于朗达玛赞普灭佛事件,导致西藏佛教经历了百余年的沉寂期,所以“后弘期”大约是从11世纪中叶开始的。
    
    羌姆石窟的位置图
    以拉萨为中心,包括西藏南部的山南地区,这片位于西藏腹地的地带被称为“卫藏”。这一地区不仅是西藏,也是藏区政治、宗教、经济、文化的中心;日喀则北部、那曲西部广阔的藏西地区,被叫做阿里地区。阿里地区北界昆仑山,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毗邻,南界喜马拉雅山与尼泊尔、印度及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接壤;西藏北部,也就是藏北,是指安多地区。藏北和昆仑山北麓的新疆于田、和田与甘肃的敦煌相距较近,因此在西藏佛教的后弘期,藏北成为弘法者进出西藏的必经之路。
    
    羌姆石窟的窟室很多,可谓洞洞相连,在这两个窟口的上下左右密布着很多洞口,每一个洞窟都与外部相连。
    
    羌姆石窟群所处位置的地貌,与西域敦煌及藏区西部、中部大部分留存石窟的山崖地貌类似,都是沿着河流在河岸一侧或两侧,在土山或沙石沉积岩面上开凿石窟。果美山东侧靠近给曲的一面,地质结构以黄土与砾石形成的不稳定的沉积岩为主,缓坡和崖面成为造窟的主体。
    从西藏佛教的后弘期开始,也就是11至12世纪前后,卫藏地区寺院中的彩塑或壁画,佛教人物的造型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样式,后世将这种样式称为“于阗样式”——佛菩萨身穿如同厚重呢绒般的衣服,衣服上有典型的中亚风格的团花图案。藏南康马县的艾旺寺和夏鲁寺早期的彩塑,以及现已不存的藏南萨玛达乡的姜普寺彩塑、西藏中南部的扎囊县扎塘寺的壁画,都是这样的造像风格。奇怪的是,在这一时期与西藏艺术密切相关的印度波罗艺术中,却找不到这种风格。卫藏地区这种独特的佛教人物造像风格,不可能是空降的,源头来自于哪里,长久以来都是一个谜团。
    
    考察羌姆石窟的首都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正在测量金刚界曼陀罗石窟的面积。这是羌姆石窟群中保存最完好的洞窟,虽然破损也较严重,但残余的壁画、佛和菩萨的背龛以及该窟展现的恢宏庄严的金刚界曼陀罗场景等,还是将他们深深地吸引了。摄影/谢继胜
    在西藏艺术研究工作者的不断探索中,终于发现了一点线索:在藏南康马县艾旺寺的壁画题记中,画家说他遵奉了“于阗样式”。于阗是佛教自印度向东翻越帕米尔高原的第一个传播地,是中国最早接受佛教的地方。于阗有很多隐秘的通道与印度相通,比如古代于阗人熟知的一条道路是从于阗经莎车,再翻越昆仑山,就可以到达印度。于阗不仅仅是中国第一个信佛的地方,对于中原来说,于阗更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因为它被赞誉为“小西天”,是向中原地区源源不断传输佛教思想和经典的神圣之地。因此,在于阗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佛教绘画样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于阗样式”的佛教绘画,在绘画工具、创作方法等方面,都不同于中原佛教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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