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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河北平原城市星罗棋布。不过，在文明发展早期，该省最繁荣的聚落集中在平原西缘的山前冲积扇上，形成了一个狭长的文明走廊。这个走廊是河北地区最重要的文明发祥地，是隋唐以前北方最发达的经济带之一，也是华北通往其他地区的古老通道。商周以来，至少110个古国在此荟萃，更“出产”了商邢都、燕下都、中山王城、赵邯郸王城、曹魏至北朝邺城等多个古都——如此盛景，放诸全国各省，河北独树一帜！  古都密布的长廊，在海河流域的冲积扇上 海河水系发源于地势第二阶梯的黄土高原，条条支流如列队冲杀的士兵，横切太行山脉后进入第三阶梯的华北平原，最终在天津汇流入海。从空中垂直俯瞰，平原上的海河水系图犹如一把巨大的扇子：一条支流就是一根扇骨，每根扇骨对应一座古代城市或渡口，它们集中分布于山前地带，这是因为河流中下游多沼泽、河流改道频繁，并不宜居。各支流出太行山后，山前地带形成了一连串冲积扇，这里水土条件适宜，无洪水大浪，成为文明发祥之地。我们通过查找资料，在地图上标出了历史可以追溯至商周时期的城市：它们多沿着河北平原西缘地带集中分布，形成了纵贯南北、与太行山平行的走廊。北京、燕下都、灵寿故城、邯郸、邢都、邺城、安阳等古都，无一例外都在这条廊道之上。 在小寒节气前一天，我从北京驱车出西南三环，沿京港澳高速一路南下，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以往，我曾以过客的身份，无数次或驱车，或乘火车，或搭乘飞机经过这条拥有多个河北重镇的大道。而这一次，我不想只做一名匆匆过客。 河北平原西缘有一条辉煌又落寞的大道 提到古代中国都城，向有“七大古都”、“八大古都”之说。无论哪个版本，华北平原上的北京与河南安阳都榜上有名。前者是金、元、明、清的都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演绎着近古文明的辉煌；后者为商代殷都，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王朝“都城”——成熟的甲骨文首次在这里发现，标志着华夏文明正式起航。 “七大古都”中，建都最早的是安阳，最晚的是北京——3000多年的时间里，古代中国文明中心，以安阳为起点，北京为终点。北京与安阳，分别居于太行山脉山前平原的两端。但是，现在很少有人把两者联系起来。在华北平原的水系流域图上，我们可以轻易发现：它们同属海河流域——如果说把海河水系比作一把扇子，各条支流是一条条“扇骨”，那北京与安阳，恰恰扼守着最南与最北两条扇骨。  易县燕下都，目前所知面积最大的战国都城遗址 提起东周分封的燕国，人们多会想到燕太子丹送别荆轲的故事，其发生地是燕下都，遗址在今易县城东南2.5公里处，是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战国都城遗址。这座规模宏大的都城西倚太行山，南临易水，相较燕国前期的都城蓟（燕上都），燕下都的军事作用更为突出。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学界一般认为：燕国从上都迁至下都，时间约在春秋晚期燕文公时（公元前554—前549年）。战国燕昭王时期（公元前335—前279年），是燕下都最繁荣的岁月。燕下都城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4—6公里，分东、西两城。东西城外各有城壕、河道，与北易水、中易水相通（上图）。东城大致呈正方形，长宽各约4公里，主要的建筑包括高台基武阳台以及宫殿建筑，手工作坊集中于东城西部，民居和墓葬区亦在东城内；西城比东城小，平面略呈“刀”形，年代略晚于后者。西城部分城墙保存较好，有一段残垣高达6.8米（下图）。 至少从春秋战国始，燕地重镇蓟（今北京）与中原古都殷（今安阳）之间，就形成了一条南北畅通的大道。秦灭六国，“车同轨”后，开辟的驰道中，其中一条就连接着今北京与安阳地区。古道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公路，现在是京港澳高速的北段，由京石（北京—石家庄）、石安（石家庄—安阳）组成；平汉、京广铁路，也穿过这条古老的交通要道。 这条古道上，除了安阳、北京，其他古都也留下过无数辉煌——或许是安阳与北京的光芒太过强烈，这些多位于河北境内的古都并不被公众所关注。比如，除去曾隶属的北京，河北还拥有比安阳殷都还早的都城——商代邢都（位于今邢台市区附近）。 据河北省文物局原局长张立柱先生所著的《古国寻踪》一书统计：从商代到东汉时期，长达1800余年的岁月里，今河北地区曾活动过110个方国、王国、诸侯国。这些王国及其都城最集中分布的区域，是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平原。在南北朝以前，河北“都城”的数量、密度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由此，把太行山东麓的山前平原称为“盛产古都的大走廊”，绝非夸张之辞。 河北考古界人士将邢台商都、易县燕下都、平山县中山灵寿故城、赵国故城邯郸、临漳县邺故城称为该省的“五大名都”。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韩立森、孟繁峰等专家均认同这一说法。但在河北之外，这些“名都”就像内敛的河北人一般默默无闻。 不过，睿智的地理学家早就注意到这一地区的特殊性。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其英文博士论文中，将这条拥有众多都城的地带称为“古代太行山东麓大道”。侯先生说：“为什么会沿这条线发展起来一条古代大道呢？首先就要归因其自然地理环境。这条线的西面是在华北大平原上拔地而起的太行山脉……这条大道截断了数以百计从山中流向平原的大小河流……”当时，他将平汉铁路北段称为“古代大道的现代版”。 海河上游各条支流从太行山中挟带泥沙奔涌而出，一个个冲积扇在山前堆积，肥沃的土地、充足的水源正适合先人们在此聚居生息。一条条支流，孕育了一个个古国，几乎又对应着一座座古城。今天，因人工干涉改造严重、无节控用水和污染等原因，海河水系已失去自然活力、名存实亡。 跟随河流一起消失、不再涌动的，还有那些淹没在岁月深处的古都。  金铜陶器，重现燕国贵族的“钟鸣鼎食”生活场景 燕下都是燕国鼎盛期的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所以出土遗物非常丰富：铁器有兵器、农具、家具、刑具、车马；青铜器以礼器、生活用具、兵器为主；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玉器、金银器、陶器等。粗红陶是燕国最富特征的陶器“特产”，陈列于河北博物院展厅的一组九尊红陶三足鼎，颇为气派，能让人联想起“钟鸣鼎食”的贵族生活排场。铺首——是中国古代建筑物大门上的构件，帝王宫殿、王侯贵族大门上的铺首，尺寸、用料、工艺均非同寻常。1966年出土于燕下都的透雕龙凤纹青铜铺首，器形巨大、纹饰华丽，是燕国的代表性器物。1964年12月，易县高陌乡高陌村东的燕下都城墟下，发现一件保存完好的铜人像，铜人面部丰满，修目阔鼻，口角向上，发纹尚清晰可辨。考古人员推断，铜人像是战国中期的文物。这件是我国现存的唯一完整的铜人像。一件人物鸟兽阙状铜方形饰，采集于燕下都遗址区内的贯城村，其上部为阙室的方柱形座，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多层楼阙建筑模型，上面雕镂的人物、鸟兽栩栩如生，生动再现了燕国贵族的生活场景。1977年，燕下都遗址西城内的辛庄头村墓葬中出土金饰品80多件，其中一件头像金饰件精美绝伦。 易县燕下都规模比周天子王城还要大两倍多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燕太子丹送别荆轲的地方，是在河北易县的燕下都城门外——当时，出了都城南门，就是滔滔奔涌的中易水，再向南则是南易水。 到达燕下都遗址时，古墓群与残墙废墟，沐浴在夕阳的余晖里。考古数据显示，这是现存占地面积最大（约35平方公里）的战国诸侯国都城遗址。手机导航尽管十分努力工作，但我仍没能一下子确认“燕下都”所在。在寂静的麦田中，我见到一位独自伫立的老人，经询问后才知，车子已经进入“燕下都城区”，远处清晰可见的大土堆，是遗址平面地图上标识的“虚粮冢”和“九女台”战国墓葬群。  灵寿故城发掘，逐步揭开中山古国的神秘面纱 1974年，河北文物工作者在平山县上三汲村一带，勘察了中山灵寿故城遗址。灵寿故城是中山国战国晚期都城，城垣依自然地势夯筑而成，北高南低，地上部分多荡然无存，夯土城基尚在。城址分东、西城，东城北部为宫殿建筑区，南部为手工业作坊区和居住区，西城北部为中山王陵墓区，南部为商业区、居住区（右页上图）。如今，一条运煤铁路将中山王城与王墓隔开，图中左侧方形区域即为王墓区。中山王墓西北有山头两座，分别为西灵山、东灵山——它们从平原上拔地而起，犹如两扇护陵的大门（右页下图 供图/中山国古城遗址管理所）。中山国王墓、成公墓出土了11件巨大的山字形铜器，为前所未见的仪仗性器物，专家推断是置于悬挂旗类的杆柱顶端，作为王权的象征（上图）。1号墓地出土的铁足大鼎，不仅器型硕大、优美，其外表还镌刻了史料价值极高的长篇铭文469字，记述了中山王的世系（下图）。 燕下都是战国时期燕国鼎盛期所建的都城。其轮廓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4至6公里，中有古河道纵贯，河东侧南北向有隔墙，将城分为东西两部分。根据现有遗存，学者将燕下都分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市民居住区、墓葬区和古河道五大部分。燕昭王曾在这里高筑黄金台招贤纳士，燕太子丹送别荆轲刺秦的场景就发生在城外。 周代对各诸侯国的都城规格大小有严格规定。《左传》说：“天子之城方九里, 诸侯礼当降杀，则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但是，战国时各国都城面积已明显“僭越”级别，“战国七雄”都城规模多在10平方公里以上，而周天子王城却不到10平方公里，“礼崩乐坏”已成事实。燕国，作为北距周天子最远的诸侯国，因军事和经济战略需要，位于其国境南端要冲、鼎盛于战国晚期的燕下都，其规模堪称“离谱”（30平方公里）。 两千多年来，被秦灭国摧毁后的燕下都遗址一直静静地躺在易水之畔。直到1929年底和1930年春夏，针对当时燕下都地下文物屡遭盗取流失的情况，我国现代考古学先驱之一、时任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的马衡率对其进行了科学调查和试掘。他主持的此次发掘仅对宫殿区“老姆台”进行了试掘，后因种种原因草草收场。笔者数年前拜访其孙马思猛先生时，他还提及此事，称燕下都考古发掘的中断是“爷爷终生的遗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文物部门对燕下都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大量精美器物重见天日，反映了当时燕国经济的发达。由于记载燕国早期历史的《燕之春秋》在汉初就已失传，燕下都发掘对燕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说：“燕是北方大国，燕下都四十华里范围是方国都城的最高规格。战国七雄都想建立大帝国，以燕国影响为最大……就是秦始皇统一全国所建阿房宫，也是受到燕下都的启发……” 燕下都遗址发掘是“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该遗址中出土的“燕宫门透雕龙凤纹铜铺首”，成为河北博物院标志性的“镇馆之宝”。这个形象常常成为象征性装饰，出现在河北各个文博机构的院墙、展厅内。这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穿越两千多年时空后，仿佛还在镇守着“悲歌之士”们走过的城门…… 中山灵寿故城“战国第八雄”的经济文化中心 离燕下都约230公里的地方，有一处古城遗址，同样入选了“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这就是1974年首次发掘、发现的中山国都城遗址——灵寿故城。虽然名为“灵寿故城”，但其主体部分不在灵寿县，而是在平山县。现代革命圣地边上的神秘古国的都城，并不引人关注，很多人到平山，多是奔着西柏坡而去。 灵寿故城坐落在平山县上三汲乡，距省会石家庄只有40多公里。我驱车赶到那里时已是傍晚日落时分。此时，不禁吟起了回文诗：“山中古村余日落，落日余村古中山。残台留踪隐人逸，逸人隐踪留台残。”车子在18平方公里的遗址区与村庄间穿行，阡陌烟树间，斜阳残照在古建筑台基的废墟上。  邯郸故城，是战国时期的“超一线城市” 赵邯郸故城，是战国赵国都城遗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区及其西南郊，分郭城与宫城两大部分（下图）。宫城即赵王城，分东、西、北三城，平面呈“品”字形；郭城即大北城，平面为不规则长方形，地面遗存有铸箭炉、梳妆楼、插箭岭、王郎城等夯土墙。赵王城内有布局严整的龙台、将台等夯土台，地下有面积宽广的夯土基址，显示了战国时期都市建筑的基本面貌。根据现有遗存和文献记载，插画师绘出了赵王城宫城的复原想象图（右页下图）。赵王城西城的城墙、龙台保存较好，在遥感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其轮廓（右页上图）。赵武灵王时，赵国进入鼎盛，邯郸城初具规模，奠定了邯郸成为秦汉时期“五都”的基础。城墟下出土的一尊青铜马，具有写实艺术风格，是赵国“胡服骑射”的直接物证（右下图）。 战国中山王墓，是目前确认的最重要一座中山王墓，中山国古城遗址管理所就设在古墓旁。该所所长黄军虎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中山国人”。其子黄子爵数年前在北京读书，学习文物修复，对中山国文化兴趣浓厚，在中山王陵文物陈列馆从事文物修复工作。 学者一般认为，中山国由从西边越过太行山迁徙到山前平原的白狄部落所建。战国时期，其疆域在燕、赵之间，即今河北省中南部石家庄和保定市一带。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中山之名始见于史籍。中山国初建都于中人（今唐县境内），立中山城为都，后迁都于顾（今定州市境内）。魏文侯四十一年（公元前406年），魏灭中山。公元前381年前后，中山桓公率鲜虞余众驱逐魏国统治者，中山复国，迁都于古灵寿。此后，其国力很快达到了鼎盛时期。公元前323年，中山国君与赵、韩、魏、燕同时称王——除了中山是“千乘”之国，其余四家都是名列战国七雄的“万乘之国”。赵惠文王三年（公元前296年），中山亡于赵。 中山国疆域为古冀州之核心，方圆500华里，实力位列战国第八，所以有人称其为“战国第八雄”。战国时期，今河北地区，主要就是燕、赵和中山的“三国演义”。中山最强大时，疆域覆盖今石家庄、保定二市大部，邢台市北部、衡水市中西部，并延伸至山西省东北部山区。此后，西汉又分封中山国，中山作为地名一直保留至明朝。 中山国生于患难，长于纷争，屡被大国所欺而变强，又为强国占领而再生，其不屈不挠、顽强自立的精神世所罕见——与河北主流的燕赵文化迥然不同。它跻身于强国之列，手工业发达、器物艺术价值极高。文治武功方面，中山国有许多传奇记于《战国策·中山策》。这个“次轻量级”的小国，在燕、赵双雄的夹缝中生存，并与魏、韩、齐等大国缠斗，其顽强的生命力令人叹服。 1974年，河北文物工作者在平山县上三汲乡一带勘察了中山灵寿故城遗址，之后对王墓进行了发掘。考古工作者不仅叩开了王墓的大门，也打开了一座封闭2000多年的艺术宝库：那些写满工整铭文的青铜器，其造型之美、工艺之精，恐怕已经超过了许多大诸侯国，青铜器上的千余文字记载了纵横捭阖的战国历史。一座模拟的沙盘地图清晰地显示，中山灵寿故城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约4.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城垣依自然地势夯筑而成，北高南低，地上部分多数已荡然无存，夯土城基则清晰可见。残破不堪，但规模宏大的台基，清晰地勾勒出宫殿建筑区、手工业作坊区、居住区、王陵区、商业区的轮廓，一幅熙攘的城市鸟瞰图，在我脑海中浮现。 目前，石家庄、保定的不少县市悄然掀起一阵研究中山国文化的热潮。除了“燕赵文化”，河北人开始倾力关注中山这个神秘的省内古国，并以其灿烂文化为荣。现在，黄军虎是河北省中山文化研究会的会员，而热衷历史文化研究的黄子爵，也活跃在这条战线上。  临漳邺城，漳河畔“六朝古都”繁华落尽 位于临漳县城西南20公里处的邺城遗址，曾是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6个王朝的建都之地。最初，魏王曹操大规模营建该城，将其作为王城，曹丕称帝后仍以邺为“五都”之一，此后十六国的后赵、冉魏、前燕，以及北朝东魏、北齐均以邺城为都。北朝时期，邺城在曹魏、十六国邺城基础上增建南城，形成北、南双城格局。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考古队，对邺城遗址进行全面发掘（上图）。插画师根据现有资料复原了邺城的鸟瞰复原图（下图），铜雀（铜爵）、金虎、冰井三台位于城西北，是可以俯瞰全城的标志性建筑；南城门外，有一座高耸的佛塔，是北齐时期所建。 邯郸与邺城方圆60公里内出现的两座大都 离开“中山国”后，我驱车奔“赵国”地界而去。从战国至汉代，赵地中心邯郸的地位，就如今天的“北上广深”一般，是引领天下风潮的“中心城市”、“超一线城市”，当时与其并列的大城有齐都临淄、楚国郢都等。直到汉代，邯郸仍是“五都”之一。1959年9月，毛泽东到新兴的钢都邯郸考察，深知古都历史的他曾说：“邯郸是赵国的都城，是五大古都之一……那时没有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邯郸是要复兴的。” 汉代《盐铁论》记载：“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众多“名都”之中，蓟、邯郸、临淄，堪称“都中之都”——其中，邯郸是南北交通枢纽，成为名噪一时的“时尚大都”。家喻户晓的“邯郸学步”故事，体现了人们对这座大城生活方式的追逐。 其实，成为赵国都城之前邯郸已是人口聚集、手工业发达之地，是紧邻商都殷的“京畿”。公元前386年，赵都由中牟迁入邯郸，都城随着国家强盛而步入鼎盛期。它经历了8代国君，时长158年——这时期，它不但是赵地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也是当时北方最重要的商业都市。东汉以后，邯郸迅速衰落，繁盛的场面戛然而止，不禁令人嗟叹。 根据专家陈光唐、韩立森等人的讲述，秦末对赵都的全面毁坏，在早前由于缺少考古发掘，人们认为存于现邯郸城区西南的赵王城遗址就是赵国都城的全部，赵都邯郸被认为是一个“有城无郭”（郭，外城）的城市——这一结论与文献记载中是不相称的。直到后来，今邯郸城区地下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才证明了文献所言不虚。那座比赵王城规模更大的城址，就是“大北城”——战国到汉代是它的鼎盛期，其范围覆盖了今邯郸市区大部。 汉以后，由于连年战乱和邺城的崛起，邯郸便逐步衰败，沦为县城级别。明代，经过扩大后的邯郸县城周围仅8华里，这样的规模，一直持续至20世纪50年代初。这与地下调查的情况是吻合的，“大北城，自汉代以后的居住遗址逐渐缩小，由边沿到中心，发现东汉、晋、唐、宋、明、清时期的墓葬。证明战汉时期的繁华城区，后来便逐渐变为荒冢累累的旷野。”（据陈光唐撰文《赵邯郸故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 暮色时分，我登临荒野中的赵王城“龙台”，四顾只有苍凉之感。台顶上聚集了一些从周围前来锻炼身体的老人，有的聚在一起像是在练健身舞，又像是在唱古老的歌谣，并配合念叨着某种虔诚的话语。这时，我突然想起“燕赵悲歌”这个词，肃然生出“念天地之悠悠”的庄严。在龙台的东侧第一层台基下稀疏的杂树丛中，垒起一座很醒目的土堆新坟，一个大花圈斜挂在旁边的树上……  翌日一早，沿着河北大平原，距邯郸城约60公里的地方，“六朝古都”邺城（在今邯郸市临漳县城西约20公里处）静候我们的造访。从邯郸到邺城，其繁荣时间前后相继，空间距离也须臾可至。从曹魏到北齐的邺城遗址，仅有的地面遗存是铜雀、金凤、冰井三台的夯土台。东汉末年，在豪强割据的混战中，曹操目睹了冀中平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景。这种背景下，邯郸的衰败不可避免。不过，从汉代到魏晋，华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似乎就是向南移动了一小步——邯郸故城衰落之日，恰是邺城崛起之时。 邺城成为曹魏立国之都，并非偶然。早在战国初期，魏国西门豹为邺令时，就在这里经营多年。除具有邯郸陆路交通的优越条件外，发源于太行山区的漳河，提供了优越的水上交通条件，新修的西门豹渠又能为周围农田提供灌溉。燕赵故地人口大量削减时，靠近魏国故地的邺城、洛阳有了进一步发展，西域各地的大商巨贾纷纷前来经商。比如，邺城遗址附近的北齐墓葬中，居然出土了古罗马时期的金质货币。 自曹魏定都于邺算起，邺城做过三国曹魏（邺城为其“五都”之一）、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6个朝代的都城。然而，由于漳河水患和战乱，邺城在北周以后降为州治所，宋元明清时沦为小镇——曾经极尽奢华的楼台、高阙、园林、城墙等被漳河水冲毁，并埋于黄沙泥土之下。与当初的邯郸一样，邺城也如陨星坠地般损毁了。 邺城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是我国第一座先规划、后建设的都城，并开创了宫城—皇城—都城的“中轴线”城市格局。曹操时建成的邺都，全城贯穿中轴线、单一宫城居中、园林在宫城后布局，这种模式的都城规划，为以后历代都城所沿袭。隋唐时期的长安、洛阳城，北宋东京汴梁城，元明清时期的北京城，无论细部如何变化，邺城所开创的“中轴线”格局，被传承下来。同时，“邺城模式”，也为古代东亚地区日本、朝鲜半岛的早期都城规划所借鉴。  铜雀高台不复有“邺城模式”传后世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唐人杜牧诗中的“铜雀”，说的是曹魏邺城西北的铜雀台。东汉末期，魏王曹操营建邺都，筑铜雀、金虎、冰井三台，即“邺三台”，未损毁前台高10丈，有屋百余间。东汉建安年间，“三曹”、“建安七子”等大批文学家，常常聚此地吟诗作文。所以，铜雀台是建安文学的发祥地。北齐时期，统治者征发工匠30万人修复“邺三台”，一度改“铜雀台”为“金凤台”，唐代又恢复旧名。元末，铜雀台被漳河洪水冲毁一角；明末，铜雀台大半被漳水冲没，如今地面上只留台基一角（上图）。邺城，作为黄河流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有近4个世纪之久，它在历史上首次体现“先规划、后建设”建设理念，曹魏时邺城从正南城门到中阳门内大道，再到宫城正南门，再到宫城正殿文昌殿——构成了贯穿南北的中轴线，这种首创的城市“中轴线”格局，影响了后世的都城建设，如隋唐长安城、北宋东京汴梁城、明清北京城。 随着北齐灭亡，河北的“都城时代”宣告结束。随之，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再次回到关中、河南。宋代以来，沉默许久的北京悄然开启并迎来了自己的辉煌——辽为南京、金为中都、元为大都、明清为北京。隋唐之前，河北古都兴盛；隋唐之后，北京悄然崛起。 站在因水库蓄水而干涸8年的漳河边，我抬头极目北望。五百公里外寒风萧萧的易水，仿佛透过层层雾霾，浮在眼前——地图上的易水、漳河名存实亡。那些古老的都城，也永远凝固在属于自己的时空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