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年的祥生出租汽车公司，硕大的英文字母“J”作为商标竖在楼侧，同样醒目的还有40000的叫车电话。“一·二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抵制日货高潮，祥生遂将叫车电话改为“40000”，提出“四万万同胞，请打四万号电话，中国人坐中国车”的口号，“40000”这个数字举目皆是，真是吸引了不少眼球。图2就是当年的祥生出租车。 从轿子到洋车，再到电车和汽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的进步，也映射出中国近代城市转型的轨迹，这一切在近代上海迅速发生。城市意味着机会，城市意味着文明，城市也意味着变化。抓住机会就能乘势而起，上海是这样，祥生出租汽车公司也是这样。  图2 80年代末的某一天，位于上海北京路的一家仓库里，工人们正在翻新墙体。这一天的主要工作是清除文革时期遗留在墙上的大字报、宣传画等。施工进行到一半，随着墙面表层渐渐脱落，竟露出石灰下面印刷精美的巨幅海报来。印有“祥生出租汽车”、“四万万同胞，请打四万号电话，中国人坐中国车”等字样的海报在隔了半个多世纪后，重见天日。这座老房子的主人就是旧上海传奇人物周祥生和他的出租车公司。 北京与上海的差异 在一位英国作家的历史小说中写到上海，男主角丹顿1903年到上海淘金，刚上岸就被一辆独轮车吸引住了，他从没见过这东西，急忙发问：“它叫什么，他们用这个来载人吗？”接他的人笑答，这叫独轮车。这种人力小推车在开埠时才传入上海，在北方本用来载货，但上海人很快就发现它的好处，干脆将它改作“客运”。硬木造的车身和车轮，轻巧坚固，一人推行，寻常七八个人背面而坐，是很方便廉价的代步工具。1874年的上海，约有小车2000多辆。 手推车在北京古来就有，可作为“公共交通”工具却始终没流行起来，这种差别自然是有原因的。比如当时的上海，很多女子要到郊区的纺织厂上班，她们车资不多，所以往往数人相约同做一辆小车前往。而北京的“乘客”宁可选用轿子或者骡车，尤其是女子，不怎么出外做工，即使出行，也绝不会那么开放、张扬。 这一座城市街头巷尾晃动着头顶假宝珠的官轿，那一座却在里弄马路奔跑着快捷经济的独轮车，中国最显眼的一双城市早在那个时代已经“南辕北辙”。到后来，这种差别愈加明显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