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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里的文明

http://www.newdu.com 2018-07-25 中华遗产 2014年第01期 顾卓 参加讨论

    每一个享用过中国厕所的中外人士,想必都对那里的景观和味道刻骨铭心。为何中国厕所没有走上洁净之路?为何纸的发明人长期不用手纸?要解释这些疑问,着实并不容易,其背后暗藏着中华文明令人迷惑不解的玄机。
    
    图为天津市赤峰道瓷房子里的厕所。这所房子的外装修全是用瓷片贴面,连内部的厕所也用瓷片,风格独特。曾几何时,中国被人诟病、污秽避人的厕所,也成为现代艺术的宠儿。摄影/于雅
    
    人粪是中国农家肥的重要原料,两千年来,农家肥一直是中国农业的基础营养。因此,直至今天,厕所不仅是排泄所,更是资源循环的中转站。图为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国初期,劝导农民积农家肥的插画。画中原有标语:听毛主席话办好合作社,专人负责沤粪草,五有三勤常年搞,社员家家有厕所,粪多地壮产量高。供图/傅光
    死的最离奇的君主
    公元前582年,六月初六,盛夏的热风,抚摸着汾河河谷里的麦芒。镰刀和麦秸在田里合奏出清脆的交响乐。满载麦垛的马车,缓缓驶向晋国的国都。
    晋国的空气,国君的庙堂上,麦香四溢。晋国君主晋侯的面前,摆着一碗用新麦片熬成的粥,举国上下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然而,常人的喜悦,却是某些人悲剧的开始。晋侯瞟了一眼热气腾腾的粥,又用得意洋洋的眼神,望着堂下跪着的一个人。晋侯说:“你在年初说寡人失德命薄,活不到吃上这茬新麦的日子。怎么样,我看倒是你吃不上麦子了!”晋侯说罢,恶狠狠地盯着跪着的巫师。他没想到,巫师毫无惧色地抬起头,笃定地挤出几个字:“臣的卜筮不会错。”“拉出砍了”巫师死到临头还嘴硬,晋侯恼羞成怒。
    忽然,晋侯感到肚子里七上八下,很快“后门”吃紧,他丢下筷子,向厕所狂奔而去。他绝对想不到,巫师是对的,很快,他将与人间作别。《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晋景公姬孺“将食,涨,如厕,陷而卒。”精短的九个字,记述了史上死的最离奇的君主。姬孺的悲剧,暴露出先秦时厕所的简陋。
    “陷”在《汉语词典》里,是指足够淹过头顶的深坑。清朝光绪年间的学者尚秉和在其所作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说:“换言之,就是在平地上挖一个圆形或方形的坑以贮存粪便,防其四溢漫流而已。”“坑”厕可以说是中式厕所的始祖。西周的《仪礼·既夕礼》记载:“隶人涅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作注说:“隶人,罪人也,徒役者也。涅,塞也,为人复往亵之”。这段话可以解释,人们掘地为厕,待坑满以后,就命令奴隶把坑填上,再挖个新坑。“坑厕”掩大粪于无形,或许,这是迄今为止,专家没有发现春秋以前的厕所遗迹的唯一原因。可是,尚秉和在山西找到了类似“始祖厕”的东西,他这样描述:“今山西各处之厕,皆下掘坎深约六七尺,广如之,而横两板于坎上,履之以溲溺⋯⋯下望黝然,深可没顶,疑晋时遗制。”原来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晋侯溺死在那样原始粗糙的“深渊”里了。
    “坑厕”一路从亘古走来,令人惊讶的是,直到改革开放前,它在中国农村还广有市场。难道是中国人文明程度低吗?在农业文明期,古代中国人总能在各种领域领跑全球,不消说四大发明,就中餐的美味复杂,就足以让外人叹为观止,可为何在“出口”问题上如此不讲究?
    
    直到“文革”时期,化肥在中国还不占主导地位,因此,利用人粪积肥仍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环节。图为“文革”时期,华南师范学院学生所作的反映知识青年下乡学农挑粪的宣传画。供图/宋开国
    与猪共舞:一石多鸟的建筑智慧
    前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米卢有一句名言:“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使我猛醒,或许是中国人对待屎尿的独特态度,导致了厕所的独特。我很快在史料中找到了证据:清初的话本小说《照世杯》有一篇“掘新坑吝啬鬼成财主”的故事,读起来很有趣。
    浙江湖州乌程县义乡村上,有个姓穆的老汉。有一次,他进城办事,见到城里的公共厕所,熙熙攘攘,人满为患,他还注意到城里人要付钱才能用厕所。穆老汉灵机一动,回家后,就请工匠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然后粉墙、贴画,把厕所布置得干净、漂亮。再印了百十份的广告,远近张贴:“穆家喷香新坑,奉求远近君子下顾,本宅愿贴草纸”。上厕所还免费给手纸?这下可划算喽!引得村民们都来光顾,穆老汉开厕所倒贴手纸是为啥呢?他把厕所中收集的粪便,按一钱银子一担出卖给乡里人,没钱的也可以用柴、米、油等物来换。结果,曾经家道中落的穆家,一下子兴旺起来,成为远近闻名的“扒粪”大亨。
    臭不可闻的大粪,之所以能摇身一变,成为能赚大钱的“香饽饽”。是因为粪便的可用性。中国有句话叫“肥水不流外人田”,此“肥”即田地的营养,而营养品就是“粪”水。而从“粪”到“肥”,一字之差,凝结了中华先民长久的艰辛求索。
    众所周知,土地也是需要营养的。如果耕地只用不养,久而久之,肥地也会变得贫瘠。因此,土壤肥力的衰减,是每一个农耕民族的烦恼。世界上的原始农业大都是游牧及半耕半牧。他们的耕地自然可以得到休息。世界文明古国中,唯独华夏的周部落一开始就是纯农业的定居者,地力耗尽又不流动,就必须解决肥料问题,这逼着先民寻找肥田的出路。
    大约从战国时期,中国人就掌握了粪肥技术。荀子说:“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鼓吹耕战的法家更直接,《韩非子·解老》说:“积力于田畴,必且粪溉”。
    
    中国最古老的厕所,就是在地上挖个坑用来积粪,图即为此景复原。
    
    到了汉朝,中国人发现人粪能够喂猪,猪圈里的粪土是最好的农家肥。因此发明了带猪圈的厕所—— (hùn)。
    西汉初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这场革命的标志是中国出现了第一部农书、诞生于西汉晚期的《汜胜之书》。农学家汜胜之发现,鲜人粪不如“美粪”好使,他提出“种粟二十粒,美粪一升,合土和之”。可什么是“美粪”呢?掺入植物梗叶、猪粪尿、人粪尿、饲料残屑和猪圈里的泥,充分混合发酵了的肥料,雅称“农家肥”,就是“美粪”。考古资料也证明了时人对“美粪”的重视和采集方法:1955年,人们在辽阳三道壕西汉晚期村落遗址中,牲口圈与厕所靠近,圈里有粪肥的痕迹
    
    图为秦末汉初时的厕所,比起先秦时期简陋的大坑,此时已有房屋建筑,中图为西汉初年的厕所,出现了隔墙和独立的尿槽,专家推测隔墙是男女厕所出现的标志。
    
    图为西汉初年的厕所,出现了隔墙和独立的尿槽,专家推测隔墙是男女厕所出现的标志。
    
    为西汉末期的厕所,有了更具隐私性的围墙设计。
    那么,遗址中的牲口圈里圈养的是什么动物呢?根据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的考证,厕所在秦汉时期称为厕、溷(hùn)、囿。从字形上看,“(hùn)”在先秦时代,一般专指猪圈;至战国末期,才有了猪圈与厕所两重含义。那么说明,至少在战国末期,猪圈与厕所已联系紧密。怎么个紧密法?我们看看“家”字的写法:“家”字下面就住着猪(豕shǐ),有猪则有家——人们在建造厕所时,故意把它架高,有梯子坡道供人上下,让粪便由此落入其下的猪圈,供猪食之。这种建筑,至今还流行于陕、川部分地区。
    这种积肥的传统甚至一直流传下来:北京房山县的山村里,在上世纪90年代依然有每年给猪圈垫一次土的风俗,而挖出来的猪圈土,恰好是沤腐的“美粪”。这种经过“发酵”的农家肥,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农业的重要原料。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在《自由的言说》中还回忆了上世纪70年代下乡劳动时的情景,要在春寒料峭的稻田里插“粪秧”,“粪秧”就是在沤过的“美粪”上,栽好稻秧,连粪带秧,一齐插进稻田。
    人粪可供猪食,而猪粪以及猪圈里的土,又可肥田,然后猪还可以解决人的肉食与经济问题,西汉著名的经济论文集《盐铁论》记载:“夫一豕(猪)之肉,得中年之收”。就是说,卖一头猪的价格,相当于半年种庄稼收入,可见养猪的暴利。“谷——美粪——猪——农家肥——谷”,中国人可以说是绿色有机农业的鼻祖。在高效利用资源的技术链中,厕所已不单单是排泄之所,而是衔接养猪和沤肥的产业枢纽。正因如此,《西游记》中,吴承恩借八戒之口,对厕所精辟的定义——五谷轮回之所!而坑厕及其类似的厕所,虽然看似肮脏,却是一石多鸟的建筑。
    
    上图画像石中表现的是汉代上流阶层的家宅,在左侧的院子外边,有一所隐蔽的小房子,那正是厕所的所在。汉代厕所一般居于院子的东北角落,依据五行学,东北是木位、水位,暗合厕所积肥以利农业的命运。
    
    本图画的是汉景帝之弟梁孝王刘武墓中的厕所,这个厕所是中国最早的坐便冥器。
    厕所里的“文化大革命”
    相信每个中国人都熟稔一句话“上厕所,下厨房。”这个上下之分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有汉一代,包含着阴阳五行术的新儒家,成为显学,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东西都和五行扯上关系,厕所也未被遗忘。
    科普作家陶本艿在其著作《古代厕所文化》中解释:“汉朝的厕所,一般建在院子北面偏东一点点,因为北是水位,东是木位,五行相生,水生木,木位含有耕种的意思,考虑到积肥的特点,厕所就建在北面偏东的位置。同样按照五行相生的道理,厨房要建在南面偏东:东为木,南为火,五行相生,木生火,有借东方的木而生火之意,所以厨房建在南面偏东一点点。而根据地图绘法,有上北下南的规定,因此当人们出行的时候,去南方时,习惯说南下,去北方时,习惯说北上。那么要去院子北面的厕所时,就是“上厕所”,而去厨房自然是“下厨房”了。
    在汉代,厕所在各方面都经历了一场大革命。和先秦时期的“坑厕”相比,汉代厕所显得更小巧、更安全。比如,河南郑州南关出土的西汉晚期的陶屋,包括门房、仓房、阙、正房、厨房和厕所,在这些建筑物中,厕所的面积大约相当于正房的1/3,不及厨房的1/2,同时,高度最矮,大约相当于正房高度的 1/2。厕所建在高位,下面是狭小的猪圈,但是,“上”厕所的陡峭木梯,被宽阔平缓的台阶或斜坡所取代;一些厕坑两侧还建有高出地表的脚踏,以防污秽物弄脏鞋履;厕壁上或设有窗户通风,或开有天窗;有些高级厕所中已经出现了两个坑位。
    
    左图中的陶器是三国时期吴地出土的夜壶——“虎子”,右图画的是古人使用“虎子”的情景。
    
    左图画的是北京故宫所藏清代皇室的马桶——“官房”。右图是鸦片战争后,广东人民用英国侵略者丑恶形象烧制的陶尿壶。
    值得注意的是,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前期楚王墓里,出现了两间大小基本相同的厕所;无独有偶,在湖南长沙伍家岭出土的陶厕,猪舍两侧分别建有两座形制对称的厕所。有学者推测,这可能是男女厕所。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或许源于汉代儒学的“男女大防”思想。不过,中国人的厕所也不全都是简陋肮脏的,从汉代开始,厕所形态便有两极化的发展趋势,汉景帝的亲弟弟梁孝王,死后葬在商丘东面的芒砀山,在他的岩石墓穴中,我看到了了冲水马桶:两条平行如人腿的石板,相当于环形的坐便圈,人可以把腿架在上面。“坐便圈”后面还有靠背,最令人惊讶的是,靠背上面,流淌着涓涓细水,一直流到茅坑下面的暗沟里!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马桶的专利权是英国诗人约翰哈林顿,他在1597年发明了现在我们常见的冲水马桶,这被认为是西方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其实,正如好多被认为西方人首创的东西在古代中国都可以找到一样,抽水马桶也是如此。当然,梁孝王刘武曾经是问鼎汉皇宝座的一代枭雄,他家的装修水平,普通家庭无论如何是不能望其项背的。
    
    图为重庆南岸区旅游景点洋人街的露天厕所。由于引进了化肥,厕所积肥的功能便丧失了。西方厕所的卫生观念渐被为中国所接受。转换了功能的现代厕所不仅干净,也成为当代艺术家施展才华的场所。摄影/杨兴斌
    从此以后,农村厕所的终极形态定格在两千年前的坑厕;而贵族的厕所,体现出别致的人文关怀,远非常人可以想象。
    东晋的《世说新语》中有这么一个记载:西晋的大富翁石崇的厕所建成高楼,厕所下面不是肥猪,而是木格栅,每个格栅里填满鹅毛。粪便一落下,鹅毛就覆盖上去。旁边有童子侍立,排泄完后,立刻把木格栅换掉,这样厕所就不会有臭味了。这个故事指向了一个方向——中国厕所有了新的发展方向——从固定转向“移动”。中国移动厕,有一个简单而响亮的名字——“马桶”。南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里记载了临安城的都市风貌: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jiǎn泼,倾倒)去,这叫“倾脚头”。“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到官府诉讼。这是中国史料中第一次出现“马桶”这一称呼。
    以上文中马桶的风靡度来看,“马桶”应当是一种发展成熟的便器,应当还有祖先。传为西晋葛洪所著的《西京杂记》上说,汉朝宫廷曾经用玉做成“虎子”,由皇帝的侍从人员拿着,以备皇上随时方便。从这一时期出土的“虎子”实物来看,“虎子”活像一支壶嘴宽大的提梁壶,他的形状决定了无法大便。“虎子”就是夜壶,一种临时溲器。相传,它的发明与西汉时“飞将军”李广有关。李广射死卧虎,让人铸成虎形的铜质溺具,把小便解在里面,表示对猛虎的蔑视,这就是“虎子”得名的由来。功能上的单一,表明“虎子”与“马桶”仍有差距。
    “虎”后来变成了“马”,据说与皇帝有关。李渊家族建立唐朝以后,想起他爷爷李虎,儒家讲求为尊者讳,皇家更要如此,便将大不敬的“虎子”改为“兽子”或“马子”,我估计,以“马”代“虎”,或许还标志着虎子具有了大便和坐便的功能,恰如骑马,故得此名。即便是简易的“马桶”,换做皇室,也会打造出别样的富丽堂皇。比如说,清宫的马桶称呼上就很不一般——“官房”,需要时叫传“官房”。
    慈禧的贴身丫鬟容儿,口述了一部《宫女谈往录》。据容儿回忆,这些“官房”都用木、锡或瓷的材料制成。木质的官房为长方形,方框上开有椭圆形口,周围再衬上软垫,口上有盖,下面的便盆像抽屉一样可以抽拉,木质便盆都装有锡质内胆,以防渗漏。锡质官房为椭圆形,这种便盆要与便凳配合使用,便凳比较矮,后面有靠背,包有软衬,犹如现在没扶手的沙发一般,坐在上面,并不比现在的马桶差,只不过不能冲水而已。当年,众太监集思广益,发现了一件廉价高效的“配方”——干松香木细末,秽物一入,香灰便腾起,迅速包裹,使粪便没有散味的机会,动静也不大。没有抽水马桶的时代,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发明!  
    
    右页图为2007年9月22日,在山西平遥棉织厂展区,一个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摄影师,连厕所都没有放过,将厕所的外墙、内墙都贴上了自己的作品,使人们在厕所方便之机,也不耽误参观影展。厕所不再是人们避之不及的秽臭之所,俨然成了艺术的工具。供图/Photobase
    手纸的前身——厕筹
    中国厕所最后一次变革,不在厕所本身,而是在如厕装备上。《明实录·孝宗实录》里,记载了一件“手纸袈裟”的故事。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年),宫里使用一种从四川进贡的绸缎擦屁股,这种缎子是用野蚕茧织成的粗丝绸,估计是柞蚕丝之类的东西。柞蚕丝在今天不是什么稀罕物,可是在那个年代,仍然价格昂贵。纵然是奢侈品,也要遵循一次性的手纸使命,用后即丢,这就更为奢侈。有一个简朴的太监,把这些擦过“御臀”的丝帛收藏起来,并一张一张地清洗晒干,用针线缝缀起来,日积月累,居然拼出了一幅帘帐,挂在他的小屋里。有一天,当时的明孝宗皇帝闲庭信步,刚好路过那个太监的小屋,从窗外望见了这扇古怪的帐子,他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因为帐子看起来就像僧人的袈裟,皇帝好奇这是何物,太监不敢撒谎,如实招供:是用您老人家的“手纸”做的。孝宗皇帝是有名的勤俭君主,他非常惊愕,大呼这太可惜了,这才下令以后如厕用纸代替,再也不用绸了。蔡伦当年造纸的动机,就是因为用丝绸写字太贵了,历史是如此的巧合,纸总是在担当丝绸的廉价替代品。
    后来明代皇帝的手纸也不一般,是内官监纸房钞造的,呈淡黄色,绵软细厚,裁剪为三寸见方。三寸见方的手纸,也就相当于今日面巾纸大小,若用在“下部”,保不齐会戳到手指头,可见早期手纸的简陋。明孝宗对于手纸的普及居功至伟。但是,发明手纸的荣誉,却不能记在他的账上。据《元史·后妃传》记载,“裕宗徽仁裕圣皇后”伯蓝也怯赤当太子妃的时候,对婆婆非常孝顺,她要在婆婆拭秽之前用自己的脸试试手纸的柔软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手纸的记录,连擦屁股的纸都要用脸试试软硬,早期的手纸确实够硬的,难怪在后世又返回去用“丝绸袈裟”。
    我很奇怪,中国人早在东汉就发明了纸,为什么过了一千多年,才想起用纸拭秽,聪明到能够造纸的民族,那些年在用什么虐待屁股?1979的盛夏,在敦煌的马圈湾,一处西汉宣帝末期的军事烽隧遗址中,考古学家在一个坑里发现了人粪的痕迹,这可能是首次发现的“厕坑”,更令人激动的是,坑里混有大量废弃的简牍。这些简牍,长约20-25厘米、宽度1-2厘米。专家推测,这些废简犊,有可能被用来便后拭秽。这些木片,可能就是史书中所称的“厕筹”?“厕筹”一词,最早出现于汉末三国时期的史书中。厕筹民间俗称“搅屎棍”,就是一根根细长条形的木片或竹片,大便后用来刮蹭肛门。因为厕筹体型颇似竹简,厕筹又称厕简。
    为何中国人想不到用柔软的纸与肌肤亲密接触?以实用主义的观点,显然无法解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一则僧人的戒律,引起了我的注意。唐代高僧道宣要求僧人:“常具厕筹,不得失阙,不得用文字故纸”。敬惜字纸在中国有很悠久的传统。民间有传说,用印了字的纸拭秽要遭到报应。直到晚清,官方还明文禁止在可能用来拭秽的纸上印字。据弘一法师李叔同观察,某些中土寺庙的僧人,直到民国时期,还在使用厕筹。后人揣测,可能是蒙古人没有汉民族“敬惜字纸”的意识,所以才能以实惠的眼光审视纸张。我想,除了“敬惜字纸”的态度,成本也是手纸出现的重要阻碍。早期的纸一定价格昂贵,因此,除了作为文字的永久载体,一次性使用确实有些奢侈,久而久之便培养出古人“敬纸”的态度。
    看来,古往今来,建什么样的厕所,用什么方式上厕所,取决于诸多因素。既有自然条件、经济水平,也有文化选择。上世纪50年代,化肥出现以后,农民们就不那么吝惜粪便了,中国厕所的命运便发生了逆转。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贾斯理·戴梦德曾说:“一个小的文化因素可能起源于当地的小事、暂时性的事情,然后固定下来,并预定了一个社会走向更重要的文化选择。” 从这点来看,厕所里也有文明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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