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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漫长的历史中都籍籍无名、功能单一的重庆，从上世纪起，开始在全国甚至全世界扮演起重要角色：两次设立为直辖市，一度成为陪都，并在抗战时期成为西南大后方的重地。而今，在与北京、上海、天津并列的全国直辖市中，以及与西安、成都并列为“西三角”的大西部，重庆以高度繁荣的经济和多元的城市功能，继续向全世界开放。而这一切，都是由100多年前的开埠打开大门的。  重庆最早的“华尔街” 因为房屋年久失修而从墙上长出来的树木，与房屋本身的巴洛克建筑风格显示出来的旧时华丽形成极大反差。这幢兴建于1850年的江全泰号商行，曾是重庆开埠时期美国商行大来公司所在，也是当时白象街上最为重要的洋行之一。1891年重庆开埠时，紧靠官府衙门、面临长江，又位于望龙门、太平门两座水码头之间，并且一边紧邻储奇门药材市场，一边紧邻打铜街、陕西街等金融区的白象街，成为洋行、货栈、商行最为青睐之地，是当时重庆城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有“华尔街”的美誉，堪比今日重庆城的CBD解放碑。可惜的是，这条“华尔街”在日后的历史中逐渐式微，大部分建筑都因为城市改造而被拆迁，仅剩江全泰号还保留着相对完整的外形。摄影／王宁  在沿海城市开埠将近半个世纪后，重庆开埠了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开埠”时代。最早开埠的是沿海各城，由南而北，自台湾、潮州、福州，一路北上至宁波、上海、天津等地。与沿海这条线相应，但时间稍微滞后的，是沿江（长江）一线。但与沿海各城开埠时间间隔不远不同，长江沿线各个城市的开埠时间相差颇大：长江中下游的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几个城市，在前后两年内先后开埠，但是位于长江上游和中游衔接处的宜昌，却比中下游城市的开埠时间至少晚了15年。而从宜昌到重庆，又用了15年——这个时间，距离沿海第一批城市开埠的时间，已经晚了将近半个世纪。这在我们根据复旦大学的吴松弟教授、杨敬敏博士的论文《近代中国开埠通商的时空考察》绘制而成的地图上，可以清晰看见。难以逾越的三峡天险横在宜昌和重庆之间，是重庆晚了这么久的主要原因。那时三峡沿岸遍布险滩急流，行船常常需要岸上行人帮忙，尤其是纤夫。照片来源/ 《德国魏司夫妇的中国西南纪行》 三峡天险也没能挡住的开埠 1891年之后的二三十年，这是重庆人感情上觉得屈辱、理性上却不得不正视的一段历史：开埠。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大举入侵中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随之使众多城市开放为通商口岸，即开埠。因当时的主要交通网络是水路，开埠便从沿海、沿江开始：借助《南京条约》，沿海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借助《天津条约》，长江中下游的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开辟为通商口岸……但列强并不满足，特别是英国，垂涎中国内地市场，极力想使长江上游的重庆开埠。 重庆是长江上游最大的码头，流经境内的主要河流有长江、嘉陵江、乌江、大宁河等，借助这些河流形成的交通网络，东可达长江中下游的汉口、上海等地，西可达天府之国四川盆地，北通陕西，南入贵州。拥有水运之便的重庆在清代就已成为粮食、木材、棉麻、山货、药材等物资的集散地。成书于清代的《巴县志》（巴县即重庆城前身）记载，这里“三江总汇，水陆冲贾云屯，百物萃聚，不取给于土产而无不给者”。如果能迫使重庆开埠，便可以其为跳板，向西南各地辐射，为列强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扩大范围。 1874年，英国以在云南发生的“马嘉理事件”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其中有允许英国派员驻寓重庆的条款，但条约规定：“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这其实是清政府的推诿之词，因为那时的三峡堪称天险，两岸高山对峙，崖壁陡峭，逶迤屏列，最窄处不足百米。江中险滩暗礁密布，进出船只年年翻沉，人人皆视为畏途，此前只有木船行驶，清政府以为英国人短期内不可能把轮船开到被三峡阻隔在外的重庆。 (责任编辑：admin) |